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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局“五虎将”冤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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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蕴晖
本文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 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
高岗左三视察鞍山钢铁公司,左一为张秀山
1954年2月,中共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虽说没有像以后的党内斗争引起那么广泛的株连,事实上还是有株连问题。东北局高干会上报中共中央的“五虎上将”一案,就是典型一例。所谓高岗在东北局的“五虎上将”,指的是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五人。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赵德尊为东北局委员、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秘书长),郭峰为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53年11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未到职)。有关此案,除1955年毛泽东、邓小平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谈及外,其具体详情均未有披露。
周恩来指示会议重点
在1954年2月举行的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与东北局来京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的林枫(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张秀山、张明远三人谈话,对如何开好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指示。
周恩来指示的要点是: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要打破高岗“一贯正确”,“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的观念;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每个人的错误要区分开。会议重点在揭发高岗,联系自己作检讨。对高岗要深挖毒瘤,这样会伤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正确对待;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性错误,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上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影响。但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对干部要使他们了解社会存在黑暗面,党存在黑暗面和缺点,警惕性、经验不够。他们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发展、就成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开展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认清其罪恶,鼓舞大家。分清东北局的责任、个人责任,启发大家,强调团结。
1954年3月26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沈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517人,列席的有170人。会议由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由东北局委员和省、市委书记组成。原东北局秘书长马洪、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安志文作为高岗事件的知情人,也来沈阳参加会议。
周恩来亲自到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时指出,东北解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包括东北局),基本上是遵照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进行工作的。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周恩来还指出:东北局过去基本执行了中央的干部政策,不能因为高岗的问题,就说过去提拔的干部都提错了,也不能说过去处分的干部都处分错了。对于过去分配和使用干部不适当或错误的,就作具体研究和具体处理。对于在高岗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都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些同志的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只要犯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和高岗划清界限,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能彻底改正就要欢迎,并要给以诚恳的帮助。在检查和肃清高岗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区别哪些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哪些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破坏党的非法活动和一般性的自由主义。
周恩来因有外事任务,在沈阳停留了两天随即返回北京。此后,会议由林枫主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批出了一个“反党集团”
高干会在揭发批判高岗的同时,张秀山、张明远等东北局负责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检查,听取大家批评。
中共党内的斗争,自1937年批判张国焘及此后的延安整风,总有一些人为表现自己更加革命,与犯有错误的人划清界限,就会站出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罗织罪名,打击别人。这次东北局高干会也不例外。就在张秀山、张明远接受批评的过程当中,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地发言中说,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为高岗亲信,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人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于是在会上引起轰动,纷纷抓住不放。
如果说,周桓的发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那么,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在会上的发言,林枫作为会议主要主持人作的会议总结,其分量就不同一般了。
罗瑞卿在发言中首先认定:“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其根据是:“高岗的这种活动至迟是在1949年就开始的,到现在的时间有五年之久。开始还是在小范围活动,以后逐渐扩大……他们活动的口号,或者叫做活动纲领,一方面强调‘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所谓‘东北特殊’、‘东北先进论’和‘东北一贯正确论’,实际上是要拿来和中央竞争领导地位,把东北地区和中央对立起来。”接着,罗断言:“高岗反党反中央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这样,顺理成章地就引出东北局内有一个高岗的反党宗派集团。罗瑞卿点名说:“正如会议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他的主要领导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同志参加了以高岗为首的反党小集团,他们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林枫在发言中指出,会议“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蓄谋已久,其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早已积极进行”;“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派别活动。”林枫说:“在高岗离开东北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然后表示:“这些同志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罗瑞卿同志已在发言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4月24日,会议通过了:《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决议》正式肯定:“根据同志们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上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污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事非,制造党内不和,实行派别性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这些同志一方面在主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后,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据此,会议向中央作出如下建议:“东北局转报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4月25日,东北局向中央上报了上述《决议》和《建议》。5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和《建议》,并下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志愿军并转军以上党委和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中央指出:“《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建议》已经由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现将东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上述两个文件夹和林枫同志、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发言一并发给你们。”
“五虎上将”冤案就些铸成。
当事人对强加罪名的答辩
中共党章规定,被处分的党员有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被批判的人事实上是被剥夺了发言权的,只能接受无理批判,无权进行答辩。但事实终究是不容歪曲的。
张秀山在谈到当年这桩冤案时说: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将”,这是不够客观的。我们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因为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进行株连,还可连得上。张明远与高岗有什么联系,无非就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同志,1952年时,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两人,还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组织部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轻、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的。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轻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把他们打成“五虎将”里去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
张明远说:就我个人而言,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看,与高岗都没有任何个人“宗派关系”……相比之下,我同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同志的关系远比高岗更密切……一位同志告诉我,当年在中央讨论我们几个人的问题时,彭真曾说过,他对我比较了解,在工作上作为高岗的助手,和高岗接触多,跑上跑下,出主意,这都是正常的。但要说跟着高岗反党反中央,“我看不会”。彭真的话是实事求是的。
其他几个人,张秀山虽然与高岗从30年代就一起工作,但他到东北,是受中央的委派,而不是高岗拉山头。从他在东北的工作情况来看,他对高岗也并不是言听计从,而是有自己的见解,在一些问题上甚至与高岗发生争论。无论在北满时期还是在东北解放以后,他所主管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把他划为“五虎将”,是因为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但据我所知,张秀山一直是不想去会上发言的。是安子文一再坚持要他讲,刘少奇也要他一定去讲,毛主席又说同意他的意见,支持他到会上去讲。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去讲的。就算他的发言有问题,甚至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反党活动”。因为他是在党的会议上对工作提出意见,而不是在会下乱讲;是当着刘少奇、安子文的面讲,而不是在背后后散播。他的行为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这怎能说成是“反党活动”?至于张秀山“配合饶漱石”,更没有根据,他的发言除征求过东北局几个同志的意见,事先根本没有与饶漱石商量。
郭峰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按毛主席的说法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事实是,郭峰原是辽西省委书记,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仅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根据说他是高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同时高郭峰和宋平分别担任中组部和劳动部的副部长(这两个部都是饶漱石任部长),饶漱石向部里的同志打招呼说:郭峰(宋平)是新来的副部长,今后部里发的文件要先送他(指郭或宋)看过以后,再送给我。就是这样一句话,后来被歪曲成“中组部要以郭峰为核心”。其实,郭峰根本没来得及去上任,就被打成了“五虎将”。
马洪是一个才智出众的青年干部,高岗的许多报告和文章多出自马洪的手笔。但这一点不能成为他是“高岗的亲信”的理由。
赵德尊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到东北局任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还不到一年,他与高岗更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了。
这些事实说明,把我们几个人划入“高岗反党集团”,打成“五虎将”毫无根据,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重新安排却未平反的“五虎将”
1954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建议》下达以后,张、张、马、郭、赵均被降职使用:张秀山被贬为辽宁盘山农场副场长,张明远到中科院任办公厅副主任,马洪贬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任副经理,赵德尊贬到东北制药厂任副厂长,郭峰贬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后被添加到反党集团的陈伯村(东北局原组织部副部长,后调任中共旅大市委副书记),则被贬到哈尔滨市水泥厂任厂长。
经过25年之后,张、张、马、郭、赵、陈六人在1979年先后得到了重新安排:张秀山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张明远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党委书记,陈伯村任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
中央在重新安排这几个人的工作时,陈云对张秀山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薄一波在与张明远谈话时说:中央对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问题,后来东北追查历史根据,搞了张、张、赵、马、郭没道理,风马牛不相干。
对此,张明远感叹说:这就是说,仅仅在安排工作时不再提及这个问题,或者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但这个问题究竟是否存在呢?后来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依然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仅仅是“不再提了”,这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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